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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3 20:28:29【3409754】
传中所述一段苏联史的订正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龚祥瑞先生(1911—1996)和他同时代的中国大多数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命运多舛。他在晚年完成其题为《盲人奥里翁》的自传后意识到,在他的有生之年,这本自传是不可能出版的,但又确信,“随着时光的流逝”,“它必有问世之日,并能为吾人赖以生存的慈悲世界增添一份信念、一缕希望、一片爱心。”2011年适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该书终于由先生生前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可谓学界一件盛事。不过该书中有一处涉及苏联史,具体地说,是涉及普列汉诺夫之死的叙述,是需要纠正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中国,“工宣队”进驻各高校,领导对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龚先生回忆,有一次,“一个工人把我叫过去,问我历史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说我的主要问题是反苏,是三十年代我在国外所知所闻的斯大林主义的独裁,残杀布哈林、普列汉诺夫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该书第268页)曾经被晚年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赞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1888年出生),的确是在斯大林时期于1938年3月15日被处决的。但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普列汉诺夫(1856年出生),却是因多年的肺结核并发心肌梗死于1918年5月30日逝世的。当时,十月革命胜利不到一年,还谈不上是斯大林当政。斯大林时期的肃反运动开始于1934年底1935年初,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则发生在1936—1938年间,普列汉诺夫之死距此场惨剧发生已有近二十年之久。普列汉诺夫一生的思想政治经历,颇为曲折,他在俄国第一次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以后和列宁一起创办了《火星报》和《曙光》杂志,成为1903年建立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创始人。但是不久,普列汉诺夫加入了孟什维克的行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同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一样,采取了护国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出现灾难。因此,他对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后又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明确表示反对。事实上,十月革命发生时,普列汉诺夫已经身患重病,尽管布尔什维克党因为他的反革命态度,同他和他的支持者进行着坚决的思想政治斗争,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对他生活起居的关心,列宁在紧张领导革命工作的同时,还多次委托工作人员给普列汉诺夫送去食品和寒衣;1918年2月,普列汉诺夫因病情加重转到位于芬兰捷里奥克市的一家疗养院治疗,苏维埃政府还同德国公使谈判,争取芬兰当局同意俄国方面派员照看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于1918年5月30日逝世后,6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红军代表苏维埃、莫斯科市工会等机构举行联席会议,会议的议题本是听取列宁代表政府作动员群众同饥荒进行斗争的报告,会议一开始,首先由托洛茨基代表俄共(布)中央宣布了普列汉诺夫逝世的消息,并要求与会者起立为亡者默哀。托洛茨基在会上明确指出:“现在纪念的普列汉诺夫,不是我们与之作斗争的那个普列汉诺夫,而是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革命马克思主义初步常识的普列汉诺夫。他给工人阶级留下了无数锐利的箭,很多能制胜的武器。”1918年6月5日的《真理报》发表了托洛茨基讲话的全文,同时以编辑部名义发布了普列汉诺夫逝世的讣告。普列汉诺夫的葬礼是在6月9日举行的,由于葬礼被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等反对十月革命的势力所操纵,当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党在普列汉诺夫最初从事革命活动的彼得格勒市另行组织了有数千名群众参加的追悼会,会议由卢那察尔斯基主持,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梁赞诺夫等许多党和政府的重要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普列汉诺夫对十月革命持明确而坚决的反对态度,但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始终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宁说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1918年8月,列宁建议出版普列汉诺夫的通俗哲学著作;1923—1927年,苏联出版了二十四卷的《普列汉诺夫全集》。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也先是在1928年建立了普列汉诺夫纪念馆,后又在1934—1940年间出版了八卷本的《普列汉诺夫遗著》。今天的年轻人,虽然都听说在斯大林时代发生了种种悲剧,但他们大多对其中涉及的众多人事了解得并不那么清楚。龚祥瑞先生开始写自传时,已是八十二岁高龄,书中出现某些误记,本不奇怪。笔者作此小文的目的,只是想让先生的这部自传,不致因其中出现的这一点瑕疵,对读者尤其是对年轻读者可能产生进一步的误导而已。 中广网北京3月4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北京、上海等17个城市试点推出一系列具体政策取消药品加成,破解“以药养医”现状,让医改惠及百姓。 安徽芜湖去年10月1号起在全国率先取消市属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销售。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是,药价低了,服务好了。 患者张燕:药品明显感觉下降,这是老百姓最实惠的东西。服务比原来还好些。 目前,我国二级以上医院必须按照中标价采购药品,药品购进医院后再加价15%卖给患者。因此,医院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往往偏爱采购中标价更高的药品。取消药品零加成销售后,医院的正常运行费用从哪里来,成为首要问题,对此,北京市在友谊医院、儿童医院等5家三甲试点医院取消15%药品加价费,同时为了补偿医院和医生的收入,适当增加诊疗费。深圳由政府先拿出6个多亿,消化取消以药养医造成的亏损。山东还从“管办分开”入手,为药品零加成销售运行搭建制度“平台”。 即墨市卫生局局长迟河德:“成立医药管理委员会,另外一个成立了医院管理中心,理顺和管办分开,从医院的人事制度、分配制度配套的改革,再进一步探讨所有药物的零差率的销售问题”。 取消药品加成之后,医院不再把获利的目光盯在药品上,不但缓解了百姓“看病贵”问题,医患关系也得以改善,让公立医院逐步回归公益之路。 芜湖二院医生季学蕾:病人跟我更好沟通了,他对我们的抵触情绪少了。 新华网布拉柴维尔3月4日电 (记者王敏杰)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政务参赞段金柱4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已有3名中国工人在当天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发生的爆炸事件中遇难。当地时间上午8时许,布拉柴维尔姆皮拉和塔兰加伊两区交界处的一个弹药库发生爆炸。爆炸发生时,北京建工集团约140名工人正在附近工地施工。据悉,现场已有五六十名中国人安全转移。另外,华为公司驻刚果(布)代表处所在宿舍损毁严重,但人员无伤亡。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已在爆炸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展开救援及善后工作。早前报道:刚果(布)首都爆炸1名中国工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证实,北京建工集团在刚果(布)工作的一名中国工人当天在首都布拉柴维尔发生的爆炸事件中遇难,另有数十名中国工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详细】 新华网布拉柴维尔3月4日电 (记者王敏杰)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政务参赞段金柱4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已有3名中国工人在当天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发生的爆炸事件中遇难。 当地时间上午8时许,布拉柴维尔姆皮拉和塔兰加伊两区交界处的一个弹药库发生爆炸。爆炸发生时,北京建工集团约140名工人正在附近工地施工。 据悉,现场已有五六十名中国人安全转移。另外,华为公司驻刚果(布)代表处所在宿舍损毁严重,但人员无伤亡。 中国驻刚果(布)大使馆已在爆炸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展开救援及善后工作。 [导读]对于美军的占领,大部分知识人心情颇为矛盾,屈辱感和解放感交织在一起。 “蔬菜鱼类可以自由销售了。可以自由收听国外的广播了。妇女的参政权也许可以得到认可。这都是令人开心的好消息。”《败战日记》[日]高见顺著 东京中央公论新社 2005年7月版战败前后的日本知识人的悲哀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作家高见顺(1907-1965)自1941年元月开始直至去世为止的日记,被称为昭和历史的生动资料,同时又是考察这一时代日本知识人心灵史的原始文献。其中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日本近现代史迎来了巨大转折的1945年这一年的日记,部分在《文艺春秋》1958年7月号上连载发表后,又在翌年加以补足并辑录成《败战日记》,由文艺春秋社出版。这部日记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记录了战败前后日本社会众生诸相的同时,如实地记录了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中一个有着前述思想背景的日本知识人内心的苦涩、酸楚、愤懑和挣扎的心路历程,表现出对自己以及日本民族和日本国家的反思和批判,展示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精神史的重要一页。“因这场战争,日本人的风俗恐怕会发生彻底的变化。穿着裙子和袜子的西洋式的女子形象如今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也许是因为缺乏裙子的布料和袜子,现在看见的都是田野的劳动裤和裤子形式的决战服。”(1月9日,页13)物资的严重匮乏是主因之一,但战争爆发前后当局竭力摈斥英美色彩的政策是直接的原因,“华盛顿鞋店”被改成了“东条鞋店”,东京等大都市的酒吧和咖啡馆都遭到了关闭,仅有当局许可的所谓“国民酒场”在艰难地苦撑着。2月某日,高见顺等来到了东京赤坂的一家以前常去的“国民酒场”:“说是五点半开始的,可此时只有四点半,已经在巷子里排起了长队,二列纵队。人们的服装,与半年前相比大相径庭,都是带着防空头巾、裹着绑腿的严肃的战时服装,而且都一样的脏兮兮的。就像以前建筑工地上的队伍……排队的人时刻在增加,见到队伍中有熟人,就悄悄地夹在他后面,我们前面的人越来越多了。咳,不要插队!后面响起了愤怒的吼声。”(2月9日,页58)排队是为了领到一张酒票,每人限一张,一张限一瓶啤酒,另加酒钱。酒票有限,排在后面的人就没有了,因为加塞,有时会发生争吵甚至斗殴。屋内没有像样的桌椅,往往是站着一气喝完。像样的餐馆也消失了踪影,偶尔看到一家卖吃食的店,门口也排着队,“从队伍快速移动的情形来看,供应的食物显然相当粗陋而且量少。排到付款的账台前,果然看见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代用食一元’,准备了零票往里一瞥,果然量很少,盘子里装了一点点,这代用食到底是什么东西,光看也看不清楚,白乎乎的里面夹杂着黑黑的、像是洋栖菜的东西,显然很难吃,看着都让人倒胃口。”(2月13日,页71)自1939年起当局便陆续开始了大米和谷物的配给制度,以后配给涉及了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随着战争的进行,物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为了省电,街头都是暗暗的。难怪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1944年6月到了上海后,发现上海尽管物价高昂,与东京等相比,物资倒是相当充裕。大米对日本人并不实行配给,也无空袭之忧,繁华的大街上,依然是霓虹闪烁,令他感慨无限(武田泰淳《上海的萤火虫》,中央公论社,1976年)。高见顺本人1944年的下半年也在上海,与作家阿部知二(1903-1973)等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吃饭时,深深感叹:“什么物品也不缺的上海的不可思议,说是日本赢了支那败了,可战胜的日本却处处不自由,而支那却像是战胜了似的呈现出豪奢的场景,真是令人费解。”(《高见顺日记》第二卷下,劲草书房1966年,页840-841)这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1942年4月18日美军首次对日本本土发动了空袭,1944年11月起空袭的频率便渐次加大,到了1945年时,东京等地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已很罕见了。3月10日凌晨开始的“东京大空袭”,美军出动了数百架次的轰炸机,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一的建筑物,死者将近十万,有一百万人流离失所。小说家永井荷风(1879-1959)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天他从居所中匆忙逃出躲过一劫的情景:“夜半有空袭,翌晓四时偏奇馆(荷风寓所名)遭焚烧……户外火光自窗户映照至余枕边,并为邻人的大声呼叫惊起,匆忙将日志及草稿装入皮包内奔至庭院,见谷町一带火光冲天,又遥远的北方亦有火光映照,火星随烈风纷纷落至庭院,余环顾四方,心想恐怕难避一劫,遂匆匆穿过烟火奔至大街……”(永井荷风《断肠亭日乘》第二十九卷,收录于《永井荷风全集》第二十五卷,岩波书店1994年,页306)。高见顺在7月28日从《读卖新闻》上读到了《波茨坦公告》的要点。翌日他在日记中披露了这样的心迹:“心情一片烦乱。不知所措。心绪不定。心里满是怨愤。对谁的?因为什么?没有对象。因此才更加觉得烦躁愤懑。昨天川端(康成)说,斋藤茂吉将藏书都烧光了,哭了一整天。我理解。真的能理解……我也想哭,心里真想哭。为了人类,为了世界。我现在心里一片愤懑,也是因为有一种想哭泣的冲动。”(页266)也许此前已经有了如此的内心挣扎,到了8月15日那天,他的心情倒反而显得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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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作家高见顺(1907-1965)自1941年元月开始直至去世为止的日记,被称为昭和历史的生动资料,同时又是考察这一时代日本知识人心灵史的原始文献。其中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日本近现代史迎来了巨大转折的1945年这一年的日记,部分在《文艺春秋》1958年7月号上连载发表后,又在翌年加以补足并辑录成《败战日记》,由文艺春秋社出版。这部日记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记录了战败前后日本社会众生诸相的同时,如实地记录了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中一个有着前述思想背景的日本知识人内心的苦涩、酸楚、愤懑和挣扎的心路历程,表现出对自己以及日本民族和日本国家的反思和批判,展示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精神史的重要一页。“因这场战争,日本人的风俗恐怕会发生彻底的变化。穿着裙子和袜子的西洋式的女子形象如今已经完全看不见了。也许是因为缺乏裙子的布料和袜子,现在看见的都是田野的劳动裤和裤子形式的决战服。”(1月9日,页13)物资的严重匮乏是主因之一,但战争爆发前后当局竭力摈斥英美色彩的政策是直接的原因,“华盛顿鞋店”被改成了“东条鞋店”,东京等大都市的酒吧和咖啡馆都遭到了关闭,仅有当局许可的所谓“国民酒场”在艰难地苦撑着。2月某日,高见顺等来到了东京赤坂的一家以前常去的“国民酒场”:“说是五点半开始的,可此时只有四点半,已经在巷子里排起了长队,二列纵队。人们的服装,与半年前相比大相径庭,都是带着防空头巾、裹着绑腿的严肃的战时服装,而且都一样的脏兮兮的。就像以前建筑工地上的队伍……排队的人时刻在增加,见到队伍中有熟人,就悄悄地夹在他后面,我们前面的人越来越多了。咳,不要插队!后面响起了愤怒的吼声。”(2月9日,页58)排队是为了领到一张酒票,每人限一张,一张限一瓶啤酒,另加酒钱。酒票有限,排在后面的人就没有了,因为加塞,有时会发生争吵甚至斗殴。屋内没有像样的桌椅,往往是站着一气喝完。像样的餐馆也消失了踪影,偶尔看到一家卖吃食的店,门口也排着队,“从队伍快速移动的情形来看,供应的食物显然相当粗陋而且量少。排到付款的账台前,果然看见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代用食一元’,准备了零票往里一瞥,果然量很少,盘子里装了一点点,这代用食到底是什么东西,光看也看不清楚,白乎乎的里面夹杂着黑黑的、像是洋栖菜的东西,显然很难吃,看着都让人倒胃口。”(2月13日,页71)自1939年起当局便陆续开始了大米和谷物的配给制度,以后配给涉及了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随着战争的进行,物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为了省电,街头都是暗暗的。难怪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1944年6月到了上海后,发现上海尽管物价高昂,与东京等相比,物资倒是相当充裕。大米对日本人并不实行配给,也无空袭之忧,繁华的大街上,依然是霓虹闪烁,令他感慨无限(武田泰淳《上海的萤火虫》,中央公论社,1976年)。高见顺本人1944年的下半年也在上海,与作家阿部知二(1903-1973)等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吃饭时,深深感叹:“什么物品也不缺的上海的不可思议,说是日本赢了支那败了,可战胜的日本却处处不自由,而支那却像是战胜了似的呈现出豪奢的场景,真是令人费解。”(《高见顺日记》第二卷下,劲草书房1966年,页840-841)这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1942年4月18日美军首次对日本本土发动了空袭,1944年11月起空袭的频率便渐次加大,到了1945年时,东京等地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已很罕见了。3月10日凌晨开始的“东京大空袭”,美军出动了数百架次的轰炸机,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一的建筑物,死者将近十万,有一百万人流离失所。小说家永井荷风(1879-1959)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天他从居所中匆忙逃出躲过一劫的情景:“夜半有空袭,翌晓四时偏奇馆(荷风寓所名)遭焚烧……户外火光自窗户映照至余枕边,并为邻人的大声呼叫惊起,匆忙将日志及草稿装入皮包内奔至庭院,见谷町一带火光冲天,又遥远的北方亦有火光映照,火星随烈风纷纷落至庭院,余环顾四方,心想恐怕难避一劫,遂匆匆穿过烟火奔至大街……”(永井荷风《断肠亭日乘》第二十九卷,收录于《永井荷风全集》第二十五卷,岩波书店1994年,页306)。高见顺在7月28日从《读卖新闻》上读到了《波茨坦公告》的要点。翌日他在日记中披露了这样的心迹:“心情一片烦乱。不知所措。心绪不定。心里满是怨愤。对谁的?因为什么?没有对象。因此才更加觉得烦躁愤懑。昨天川端(康成)说,斋藤茂吉将藏书都烧光了,哭了一整天。我理解。真的能理解……我也想哭,心里真想哭。为了人类,为了世界。我现在心里一片愤懑,也是因为有一种想哭泣的冲动。”(页266)也许此前已经有了如此的内心挣扎,到了8月15日那天,他的心情倒反而显得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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